近日,讀了幾本宗教社會史的書,刷新了自己對信教的認識。
  我們一般認為,信教多是因為“精神空虛”、“文化水平低”、“貧困疾病”。可狄書瑞的《山東叛亂——1774年的王倫起義》一書卻指出,(王倫所在的)山東壽張縣在科舉上能考取功名的人很少,鄉紳資源匱乏,沒有一個被社會廣泛接受的精英制度,“缺乏發展動力,無法擴展社會機制,這些縣對政府倡議和管治的依靠,以及對其他地方官方活動的密切關註,可能會形成一種權力真空,並可能被白蓮教這樣不太權威的團體取代”。也就是說,當政府權力過於集中,又不能履行社會管理職能時,一些宗教組織就會在組織文化活動、互相救濟、大病救治方面對政府進行“公共替代”。
  因此,信教與社會組織結構以及社會資源的重組分配有很大關聯。狄書瑞在他的另一本書《千年末世之亂——1813年八卦教起義》中提到,白蓮教底層的信徒90%都是貧弱群體,這固然可以用“貧困”、“教育水平低”、“社會保障不到位”來解釋,但“白蓮教的師徒關係不受中國整個社會中流行的等級觀念束縛。據可查閱的材料(仍以北京地區的教派為依據),幾乎有16%的人師傅比他們年輕。24%的人師傅是女性。與正規的做法相比更靈活是白蓮教對年輕人和婦女有吸引力的一個特點”。
  而白蓮教中高級別的人員均為富裕階層,宗教對他們的吸引力又在哪裡?狄書瑞說,“一個人在教派中的位置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得到改善,例如精通特殊的技藝、掌握教派的啟示,就又可能利用這些技藝和啟示來吸收追隨者,從而形成信徒網絡。由於性別、年齡、貧困、遲鈍和噩運使那些想通過成功的事業,或想沿著科舉功名和官宦途徑的傳統顯赫道路向上攀爬的人希望破滅,對他們來說,教派組織是另一條可供選擇的出路。在這個新的社會集團中,人們找到了新的地位,”獲得了“公共場合像重要人物那樣舉手投足的機會”。
  類似的情況,李榭熙的《聖經與槍炮:基督教與潮州社會(1860—1900)》一書也可以佐證。傳教士進入中國後,潮州地區的多數村民入教的動機並非純為信仰,卻多或是為經濟利益、或是為人身安全、或是為社會地位。基督教之所以在潮州地區取得發展,主要是因為它成為地方社會權力爭奪可資利用的政治資源。例如19世紀70年代早期,潮州總兵方耀針對當地宗族勢力的清鄉運動,導致的一個後果是,推動了基督教在潮州地區的傳播。說白了,宗教信仰普遍扮演著“權力的證明”,這就跟時下賺了大錢的人還要回農村老家競選村長一樣,金錢可以帶來的權力是有限的,金錢必須借助某種政治文化網絡轉化為“權力”,才能給人帶來更大的滿足。
  這些分析,雖然是歷史的,但也並非沒有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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