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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統計了近五年媒體曝光的高考加分舞弊案件後發現，體育加分舞弊案占到八成。相關專家也指出，高考體育加分造假最為猖獗，“行政主導”因素是根源所在。
　　據記者梳理，2009年-2014年媒體曝光的涉及高考加分負面案件共有15起。而其中，12起涉及高考體育加分，占到80%。並且，此類“高考加分腐敗”並未表現出明顯的地域性，東中西部均有發生。
　　記者查詢發現，高考體育加分的政策規定由來已久。從1983年開始，國家就有政策規定對高中參加地區級以上體育競賽獲單項前5名、或集體前3名的主力隊員，考分達到規定分數線的，可上提一個分數段投檔。1986年，國家教委又規定，獲得國家二級運動員稱號的考生，可降低20分投檔。
　　這些政策的出台，初衷在於選拔各方面均衡發展的高素質人才，但近年來頻出的體育加分造假醜聞，卻暴露了政策的漏洞。
　　為什麼體育加分造假最為猖獗？“這個很好理解。”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告訴記者，“因為像各種學科競賽的獲獎數量，是有限的。而體育方面的競賽，項目多，還有團體、個人等獎項，取得加分的空間大。2010年全國曾清理高考加分，目前體育是8+2的形式，但其實，依然有很多項目保留下來。”
　　所謂“8+2”就是：8個全國統一規定認定項目(田徑、籃球、排球、足球、游泳、武術、乒乓球、羽毛球)加兩個本省自選項目。
　　山東莒縣高考輔導培訓辦公室副主任邴紹明對記者表示，體育加分成為造假“重災區”，有四個方面原因：“第一，考生通過體育加分，在複查階段容易找到理由搪塞。第二，複查機制尚不健全。第三，各高中之間由於相互競爭，一定程度上也積極推動體育成績造假。第四，存在地方保護主義，高考成績也可以作為當地官員的一項政績。”
　　據記者梳理，近五年，媒體曝光的涉及高考加分負面案件，有三個較為突出的共性特點。第一個特點是，它們的申請資格與發放過程均未公開，給“暗箱操作”提供了極大空間。公眾只能從公示的名單中，獲知加分情況。
　　比如，國家對二級運動員的審核有明確規定：二級運動員加分前，需要有關學校出具證明，並且在校內公示，還要向有關部門提交證書等，最後有關單位還需要複查。到底是哪個環節出了問題？
　　熊丙奇認為，最大的制度性問題在於，“主要環節都是由行政部門來操作的”。“那麼，誰來監督？像教育部門和體育部門本身就是某種‘利益共同體’，這種情況下，不是更容易出現權錢交易嗎？”
　　他還認為，僅就體育加分公示這一項，很多地方部門也落實得“太不全面”。“國家規定：公示的內容包括姓名、性別、測試成績等等很多項，但就今年被曝光的遼寧省的公示來看，僅僅公示了5項內容，連性別都沒有公示，也就缺乏對公示進行監督、追查的部門。”
　　邴紹明也指出，高考體育加分信息在公示上存在“形式主義”問題，“沒有考慮到現實情況”。
　　近五年高考體育加分負面案件的第二個特點，是此類加分舞弊的“窩案”現象。
　　第三個特點是，此類加分舞弊事件中，當事人里的“優等生”頻現。
　　足以高分上榜的學生，為什麼還要參與加分造假呢？熊丙奇認為，這反映的正是“地方利益”和“政績工程”問題。“有更多的學生進入名校，比如清華、北大，就都成了當地的政績工程。”
　　“高考體育加分舞弊屢禁不止，其實主要是行政主導的結果。”熊丙奇最後說。
　　(中國青年報)
　　（原標題：為何體育加分造假最猖獗）